國家電影資料館
346 2012-02-24 | 影人 |
為戲劇結構把脈
剪接師陳博文專訪
文 / 王玉燕
台灣資深剪接師陳博文當年因緣際會踏入電影圈,三十年來,在剪接室內面對各種不同人生,傾力為每部影片找到最合適的風格。捨導演而就剪接的他笑言:「當剪接不用負責成敗,但同樣可以享受創作的樂趣。」陳博文曾先後以《黑暗之光》、《一年之初》獲第三十六屆、第四十三屆金馬獎最佳剪接,並於2009年榮獲第十三屆國家文藝獎。《賽德克.巴萊》、《新天生一對》、《熊熊愛上你》等近期上映的國片都出自陳博文之手。



在進入電影這行前,陳博文很少看電影,真正的啟蒙是他剛入行,到片場跟片的那兩年,窺見演員的表演狀態、鏡頭的律動、以及導演如何執行場面調度,讓他一頭栽入電影的魔術時光。除了跟片,他也參與後製,因著觀摩剪接,可以清晰地看見片場拍攝的素材最終化為什麼樣的畫面。



藉由實作,他不斷揣測剪接的種種奧秘,摸索的時間拉得很長。檢視往日作品,他自認稱得上成熟的幾乎都是四十歲以後的創作。由於他非電影科班出身,採土法煉鋼的方式學習剪接,因此能夠跳離正統,甩脫電影常規的包袱,接受跳躍式的想法,在剪接時嘗試各種可能。



「我覺得最重要的不在於剪接技巧,也不在剪接觀念,到最後最重要的還是你有沒有說故事的能力。素材交給你了,你會不會去重新解構?」曾與楊德昌合作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等多部影片的陳博文,特別推崇楊德昌對戲劇結構的嚴密掌握,這也使得他往後剪輯時格外注重戲劇結構的完整性。



陳博文認為,要成為一個剪接師,得有耐性,專注,反應靈敏,且賦有電影感;此外,在文學、音樂、藝術等領域亦需有一定涵養。甫於近日出版的《電影魔法師:陳博文的剪輯世界》,詳述了陳博文的剪輯觀念,書中洋溢著他對於剪輯這項專業的熱情。本期頭條專訪陳博文,藉由他的分享,帶領讀者一窺剪接的箇中奧妙。
您畢業於國立藝專(現國立台灣藝術大學)廣播電視科,從小就喜歡看電影嗎?後來又是怎麼樣進入電影圈的?
陳博文(以下簡稱陳):會進到電影圈是一種機緣,當初我真的完全對電影沒有什麼概念。我是念廣電,跟電影大概只有一半的關係,因為都是影像創作,但我對導演一職完全沒有概念。小時候在鄉下都是看二輪電影,同學當中有警察的小孩,享有一點特權,我們只要去警察局拿個印章,蓋在手上,伸手給售票人員看,就可以進去看電影。那時候看了不少日本電影,比較喜歡看神怪類型。那一段時間其實看的片也沒有很多,後來我就到台南市念初中,此後到高中這段時間幾乎沒有看過電影,考上藝專後,其實也沒有看電影的習慣。因為學生時期根本就沒有什麼錢,我家那一陣子經濟狀況又比較不好,所以對電影完全沒有感覺。當初有一位教口頭傳播學的教授,問班上同學有沒有不喜歡看電影的,我就舉手了,全班只有兩個人舉手。後來我回想,應該也不是不喜歡電影,而是對於電影沒有印象。

畢業後,我的第一目標其實是去電視台當導播,或是節目製作企劃,但那時候只有三台──華視、中視和台視,體制是很封閉的,都沒有對外招考,要進去一定得有推薦函,如有缺人,就從推薦函裡找人來面試,基本上都是走後門。後來我也透過長輩引薦,寫了推薦函到台視,可是當時台視才剛徵募一批人員,暫時沒有職缺。我爸隨後透過關係找到李嘉導演,他曾當過電視台導播組組長,我們約了見面,他問我很多有關電影的問題。那時他已經不在電視台,而是在導電影,他覺得我的概念很好,就建議我走電影。剛好他在拍《飄香劍雨》,副導是虞戡平,他就說如果我對電影有興趣可以跟著他,當時我還在等電視台的缺,就跟了他。

跟片的經驗我覺得很有趣,那時是做實習場記,但單純覺得好玩,還沒有真正投入。我去實習沒多久,劇組因要供餐給我,必須多負擔一些經費,製片就不太高興,李嘉為此跟製片鬧得不太愉快。後來李嘉兩大弟子之一的李朝永要開拍新片《玲瓏玉手劍玲瓏》,就把我介紹過去當場記,自此步入電影圈。

初期我都跟後製,參與影片剪接,發現這是比較適合我的工作型態。我的師傅黃秋貴一直利誘我、煽動我,叫我不要去導演組,建議我做剪接比較有前途。當時電影真的很發達,流傳著一句話:「西門町一塊招牌掉下來,就會砸死一個導演。」我在拍戲現場看到很多狀況,不是我能夠承受的,而來自名和利的壓力,對我而言也太沈重了。當剪接還是一樣從事影像創作,素材拿到剪接室來,可以隨我自己的喜好和想法重新去結構,覺得滿有趣的。


您在片場擔任場記、副導等工作近兩年後,轉為跟隨剪接師黃秋貴學習剪接,當年台灣電影年產量高達兩百多部,而黃秋貴又被譽為動作片剪接的第一把交椅,您從他身上學到什麼?
陳:台灣那時候幾乎沒有所謂的剪接課程,我師傅也是國小畢業而已,雖然很有想法,也很厲害,那時候他是全台灣剪接動作片的第一把交椅,可是他沒有辦法表達。跟他在一起工作時,我只能從後面看,慢慢了解他為什麼要這樣做,完全要自己去學。

我跟隨他七年,剪了將近兩百部電影,其中百分之九十幾都是動作片,包括刀劍片、拳打片、社會寫實片,我師傅比較少剪文藝戲。不過他對於文藝戲的感覺其實也很好,虞戡平的《搭錯車》就是我師傅剪的,我覺得他剪得非常好。那部片因為歌唱場面很多,整體視覺、節奏都比較快,剛好他動作片的基礎非常深厚,所以能夠把歌唱場面處理得很漂亮。

當時主要學到的是動作片的剪接技巧。這七年讓我打下很深厚的剪接技巧,對我後來剪片幫助非常大,因為我對於動作片的技巧很純熟,基本上只要看過一遍素材,就馬上能夠判斷在哪一個點要剪、要接,而且百分之九十九一次就可以剪定。因為在技巧上不需花腦筋去思考,才有心力放在比較寬廣的局面,否則眼光永遠在一個點上,就算把每一個點處理好,當點跟點連成一個面的時候,會發現忽略了整體的結構,這也是現在新進剪接人員最容易發生的問題。

我們常說結構應該是編劇要做的,音樂就交給電影配樂去做,可是我不覺得,因為剪接在處理畫面時,應該要跟這些做一結合。雖然音樂不是你做的,仍要有音樂的概念,如果覺得這邊需要有音樂,就要預留音樂的空間。導演拍一鏡頭長五分鐘,你可以用兩秒鐘、五秒鐘、十秒鐘、一分鐘、兩分鐘、三分鐘都有可能,你憑什麼樣的感覺去取決長短?如果用兩秒,可能可以讓人家看到這東西。用十秒,可以看清楚一點到底是什麼狀態,但還是沒有包括氣氛和情緒在裡面。如果你覺得這鏡頭應該加一點環境聲音,譬如風吹、車流聲,也許鏡頭用個十秒鐘、二十秒鐘觀眾看了覺得滿舒服的,而且有些感覺。當你放個四十秒鐘,用那些環境聲音去處理的時候,可能有時候就撐不住了。如果你覺得這邊是需要有音樂的,可能就會把鏡頭長度拉長,這時候在剪接階段就要做調整。

當時剪接師的地位大概是怎麼樣?
陳:以前電影很好賺錢,只要有個企劃案,把主角敲定後就可以賣錢了,所有的工作人員待遇也很好。以前我們做剪接的時候,吃飯一定是吃餐廳,不會吃便當。那時候待遇很好,但地位就不見得。一般剪接師的地位其實沒有那麼好,因為導演拍戲時分鏡都分得很詳細,大部分剪接師只要把導演的鏡頭串接起來,大概就是一部完整的作品了,所以剪接師的功能就比較弱。除非像我師傅剪動作片需要很多技巧。

現在普遍都愈來愈重視剪接,意識到這環節的重要性,大概是什麼時候起了變化?
陳:一直到新浪潮起來的時候,那些新銳導演處理影像的觀念讓剪接師有比較大的發展空間。他們拍攝時常常拍很多素材,在處理時就要花很多腦筋去想,慢慢剪接師的涵養就要更精進,才能適應導演。我以前都是剪動作片,後來我跟我師傅會分開有幾個原因,一是我們的想法差距愈來愈大;再者,那時電影開始沒落,拍戲的人少了,師傅跟我要一起維持一個工作室會比較吃力,我就自己出去獨立作業了。


從台灣電影新浪潮迄今,又過了三十年,對於剪接來說有沒有什麼樣新的挑戰?
陳:最重要的是數位化的轉變過程,以前拍戲再怎麼拍,因為底片的耗損佔滿大的成本,所以大家都會盡量節省拍底片,鏡頭要怎麼拍,導演會想得很清楚,一部片也許三、四萬呎底片就可以拍完了。新浪潮這一批導演拍的大概都是五萬呎到十萬呎,因為採取多角度拍攝,剪接時再做取捨。為什麼剪接會愈來愈重要?因為素材愈來愈多,拍攝愈來愈多元化。新浪潮那一批導演雖然拍了很多備用鏡頭,還是有很好的想法,知道大概要怎麼樣用。數位化後,我發現其實有很多導演也許有想法,但為了保險起見,就大量地拍,過去拍三個角度,現在可能就拍六個角度,而且都是從頭到尾,所以剪接要更有想法,分鏡的概念要更清晰,對戲的掌握要更精準,不然根本就剪不出來。但好處是,這種拍攝方式在剪接時可以很靈活。

傳統剪接因為每一個接點要重新修改很麻煩,在剪的時候會考慮得很詳細才去執行,數位化因為太容易了,所以會造成不花太多腦力思考,只是用常識去執行,視覺馬上可以看到,不好可以立刻改,不像傳統的還要撕開,膠卷再重新貼,就會養成不同的工作模式。剪接時有無想法很重要,因為有想法,將來跟導演溝通時,可以把想法告訴導演,就算兩人想法不一樣,導演至少會覺得你是有想法的,而不是都說「我感覺……」,那是很難說服人的。每個人的感覺不一樣,要把道理講出來。這是現在在訓練新進剪接人員時,普遍會遇到的通病。 

用數位在剪的時候,我會不斷地去嘗試,不管導演的想法對不對,會跟導演討論,執行導演的想法,讓他的想法真正呈現出來,到時候再去比較。

您第一部獨立剪接的作品是余為政導演的《一九O五年的冬天》,可以聊聊那一次的經驗嗎?
陳:《一九O五年的冬天》是我第一部獨自完成的作品,印象很深刻。楊德昌也參與這部戲,徐克、王俠軍也有參與其中。以前剪片時,導演分鏡都分得很詳細,頂多結構稍微調動一下,不需要分鏡頭,但這部戲不一樣,拍攝時就有點像現在的拍攝方式,先用一個全景,再跳近景,幾乎都是從頭拍到尾,在剪的時候必須具備分鏡的概念。當初剪那一部片時很傷腦筋,因為沒有碰過這樣的戲,花了很多時間在想鏡頭要怎麼跳,用什麼鏡位,以及假如一個鏡頭拍很長,要用到哪裡、用哪一段。那一部片我學到最重要的其實是分鏡的概念。

楊德昌中後期的作品都是由您操刀剪輯,包括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、《獨立時代》、《麻將》、《一一》。他是位邏輯清晰的導演,在劇本寫作階段,即有非常完整而嚴謹的敘事結構,進入剪接階段時,則大致按照其劇本執行。除此,有哪些環節是在剪接中可以善加發揮的?
陳:我從他那邊學到很多,我覺得剪接最大的好處是可以學,三人行必有我師,每一個導演的想法一定不一樣,可以從他們的作品裡面去學習不同的思考。楊德昌的邏輯和架構是非常嚴密的,我也從他那邊學到戲劇結構的嚴謹,我非常注重這個,因為這是戲劇的命脈。楊德昌常在戲裡面放很多伏筆,到了結局,都能收得很漂亮,圓得很完美。現在我在剪片時很要求整體戲劇結構的完整性,這是楊德昌帶給我的衝擊。

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的人物很多,從一開始小四在教室看到一個女生,就是個伏筆,原來大家都認為是另外一個女生,到最後才知道原來就是女主角,原先觀眾只是感覺有個人影跑過去,看不出來是誰,這就是伏筆。此外,也呈現出女主角浪漫、博愛的個性,她最後會被殺害,正是因為這個女生對感情的看法跟男主角是截然不同的。片中伏筆很多,但到了片末,每一個人物的收尾都有交待,且交待得很漂亮。剪這部戲對我來說最大的挑戰是整個情緒的掌控、戲劇的進行、節奏的控制。戲裡有很多唱歌的部分,看戲時我們覺得很順暢,其實在剪的時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。譬如有一場戲是唱國歌,這段時間內戲一直不斷在進行,怎麼樣在唱國歌的這幾分鐘將戲容納進去,又要跟國歌做結合,且戲的氣氛和國歌的情境要相互搭配,如果沒辦法控制戲的發展節奏,國歌唱完了,戲還在進行。另外像是演唱會那一場,也一樣有戲在進行,唱歌的同時必須交叉剪接很多場戲。

楊德昌是我很敬佩的導演,他幾乎每部片呈現出來的感覺都不一樣。他有很細膩的文人氣息,對音樂、美術的造詣都很強。《一一》我覺得是導演生活的投射,也是他的轉變,以前都是比較冷酷地去看待現實社會,有很大的抱負想要教育社會、反映社會現實,像《獨立時代》、《麻將》,到了《一一》,就比較著重在親情上,儘管仍有批判,但整體而言充滿感性。這轉變一部分是因為他有了小孩,於是片中有了溫暖濃厚的人情。在劇本階段,其實楊德昌已經處理得很好了,我主要是負責處理情緒,因為鏡頭都很長,怎麼樣剪到最適宜的長度,以準確呈現人物的情緒,就是我需要去把握住的。


朱延平則是另一位您長期合作的導演,他跟楊德昌可說是分屬光譜的兩端。您曾說:「剪接的風格就是不需要風格。」作為一個稱職的剪接師,要能成就導演,成就影片本身的生命。是否也聊聊您跟朱延平合作的經驗?
陳:做剪接基本上要能夠很有包容性,因為你不是導演,導演可以創造屬於自己的風格,可是剪接不是,剪接是剪各種不同風格的導演的作品,在剪每一部戲時能不能塑造屬於那一部戲的風格是滿重要的。對剪接來講,要融合各派特色。朱延平就是一個非常商業的導演,我是從他中後期的作品開始剪,第一部合作的片是《天生一對》,這部片是我師傅剪的,我也有參與剪接。當時朱延平幾乎沒有進剪接室,因為他連續軋了兩部戲在拍,我們就沒有機會真正見面討論。

有一次,朱延平主動找我,問我有沒有時間剪片,那是林志穎、徐若瑄主演的第一部戲《逃學歪傳》,當時朱延平已經歷經很多起起落落,希望找一個可信任的人合作,就來找了我。開始合作後,我發現朱延平是非常用功、感性的人,而且他很幽默,跟他剪片的時候非常開心。我們後來合作的模式是,到我剪完他才過來剪接室,互相溝通想法,大概修個幾天就完成了,所以我們作業很快。我一直剪,他一直拍,他也不用管後製,我會幫他處理。朱延平常常會到戲院去看觀眾的反應,為什麼觀眾會笑、會有反應,他去了解群眾的心理,這也是為什麼他創作出來的作品比較能夠貼近觀眾。我覺得一般人對他的認知太表面了,就算你覺得太灑狗血了,可是有幾個人可以拍出這樣的作品?他的作品能夠屹立那麼久不是沒有原因的,像他這種年紀還能夠繼續拍下去,拍大片並且賣座的幾乎沒有了。



他最近拍《新天生一對》,也都是一個鏡頭從頭拍到尾,但是他其實很清楚他要什麼,不過這樣對剪接來講負擔就很大,要想辦法幫忙分鏡。我很了解朱延平的想法,但每一個人的看法還是會有差距,他對群眾情緒的掌握有其敏感度,像《新天生一對》有一場戲,我們的想法就不同,但沒有執行出來,很難判斷對錯。片中有一場在Pub的戲,徐若瑄要去見仔仔,徐若瑄扮醜,但朱延平一直想維護徐若瑄的形象,太醜化的鏡頭他就會希望拿掉,可是我會覺得既然已經醜化了,就不用去管了,應該要把最有趣的部分保留住。至於那個有趣的點,我跟他的看法剛好不一樣,他覺得老套,可是我不覺得,後來那部分就拿掉了,我覺得有一點可惜。對剪接來講,要尊重導演,因為導演終究是一部戲的掌舵。

去年備受矚目的《賽德克.巴萊》也是由您擔任剪接,這部片拍攝期長達一年,拍了七十幾萬呎。為確認是否都拍到位了,有配置現場剪接,當場整理拍攝的素材,最後再交由您做細部的處理。請您談一談剪接《賽德克.巴萊》的經驗以及過往跟魏德聖的合作。
陳:我跟魏德聖從他的第一部短片《七月天》就開始合作了。魏德聖看起來很草莽,跟他聊天,常會有很草根性的對白出現,可是他的對白和劇本寫得真的很好,我看過他很多沒有拍的劇本,真的非常好。《海角七號》不是我剪的,但後來有幫忙剪了一個版本供導演作為參考,我跟魏導的意見有一個最大的差異,就是片尾,我覺得用三首歌做結有一點平,雖然唱得很熱烈,但再怎麼拍一定都是台上在唱台下在聽,兩方面的互動大概就這樣而已,我比較喜歡歌唱裡面是有戲在進行的,像唱到第二首歌,田中千繪來掛項鍊,算是有比較感性的戲在歌裡面出現。最後一場戲是男主角阿嘉去送信給阿嬤,大家在等他,回來後就上台唱歌,我在處理時,就把阿嘉去找的部分抽掉,在阿嘉知道真相後就跳演唱會現場,大家一直在等他,終於看到他出現,在歌裡面才倒敘阿嘉去找阿嬤的戲,這樣一方面整個戲劇縮短了,也不會那麼通俗,比較有變化。但如果這樣剪輯的話,剛好會切到那個日本歌手中孝介的戲,可能大家覺得能夠找到他很不容易,應該將戲保留,可是對我來講,結構和戲會比較重要。



《賽德克.巴萊》現場剪接的版本拿回來後,他們還是把所有的素材都給我,大概一百多小時,他們有挑好ok和NG的鏡頭,我大部分是看ok的,除非覺得表演上有問題才會再去看其他的素材。剪這部戲最大的難度應該是在特效的部分,因為特效非常多,我要知道哪邊要做特效才能掌控節奏。動作對我來講反而是輕而易舉,比較難的是在於文戲,像歌唱的部分都是情緒的,就很難取捨,有時一首歌下來就很長,到底要剪到某一段落或是整首歌保存都需要加以考慮,因為一旦維持整首歌,影片長度就會拉長。在動作場面上,其實我一直想要縮短,但導演可能會覺得這是花很多錢拍的,就希望保留。我跟導演討論時有一個地方有比較不一樣的想法,就是最後小孩子去殺日本人那場戲,我覺得這有點殘忍,雖然是史實的呈現,但可能會造成大家負面的觀感。本來有拍小孩子進去殺,但我們溝通到最後,畫面就結束在衝進去那一刻,後面一些戲就拿掉了。我做剪接時也會考慮到觀眾的感受,希望觀眾看得進去,能夠感動。

您曾先後以《黑暗之光》、《一年之初》奪得金馬獎最佳剪接,您個人怎麼看這兩部片在剪接上的表現?
陳:《黑暗之光》我覺得是情緒到位,故事也很順暢、很動人。這部片真正的難度反而不在剪接,而是在編劇。拍完後,導演跟我在剪接室討論很久,怎麼樣把備用場次放進來、放在哪裡,在劇情的重新構思上花了很多時間。《一年之初》可能是勝在視覺和說故事的技巧,劇中五段故事最後繞了一個圈,結構很有技巧,但這不完全是剪接的關係,當初劇本就已經有這樣的感覺了。這部片在意識形態的呈現上反而是比較難的。

其實我最在意有沒有得獎的反而是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,那一部我真的覺得剪得很好,氣氛的掌握、整體結構和節奏真的處理得很好,可是連入圍都沒有。像《獨立時代》雖沒有得獎,但還是入圍了,這部片我一個禮拜就剪完第一稿。

最後,想請您談談剪接在演員的表演上所能發揮的作用,在《電影魔法師:陳博文的剪輯世界》一書中,我們看到您舉了一些例子,才知道其實透過剪接,能夠針對演員的表演做出極為細緻的調整。
陳:這是一個技巧,我不敢說功勞很大,但絕對有,我剪的片子演員常常得獎,因為我一定都會去修演員的表演和節奏。有時候一個鏡頭很長,拍了很多take,常常是導演覺得第幾個take可以,很多剪接師就直接拿這個take來用,可是我通常都會去看其他take,也許有某一部分剛好表演得很好,怎麼樣把這部分挖出來用,跟別的鏡頭做組合,所以你會看到演員都是最好的表演。

另外,在處理單一畫面的時候,譬如《賽德克.巴萊》中,莫那魯道的眼神要很犀利,必須眼睛都不眨,讓人看了畏縮。但要傳達這種感覺,必須能夠掌握眼神瞪著人時的長度。一般人常常會眨眼,如果瞪著的時間夠長,中間有一個眨眼,不去管也可以,可是我總覺得一眨眼,震懾的力量就減弱了,就會建議導演做特效,將眨眼的部分拿掉,或是在瞪著人看的部分做加格,做一點慢動作,把長度加長,就會覺得演員一直瞪著,這其實是剪接在剪的時候去做的調整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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